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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更好,中国药神往事

十一月 23rd, 2019  |  明星八卦

断断续续把《电锯惊魂》前后7部都看完了,总得来说,这部电影带给人的震撼还是相当明显的。但《电锯惊魂》并不是适合在电影院看的电影,与其说是7部电影,不如说是一部7集连续剧。同为限制级血腥片,《电锯惊魂》与《死神来了》走的却是不同路线,《死》似乎更讨巧一些,因为死神每一部的剧情结构是一样的,但是后集对前集几乎没有剧情上的依赖。而电锯从第二部开始的每一部都离不开第一集得情节铺垫,这样的好处在于电影的寓意深度随着7集电影的连续上映可以愈发深入,但是敝处也很明显,没有看过前面几集的观众,到了第七集,除了血腥暴力的场景之外,可能会完全看不懂电影真正的内涵所在。我是在十天的时间内看完7部电影的,但是这样还是有点吃力,很多的情节线索没有理清。对前几集的剧情记忆不是很深刻,直接导致后面的很多亮点模糊不清。
 
7部完全看完之后,总体来回顾一下,觉得以血腥高分电影作为主要卖点的《电锯惊魂》其实卖点有三。
 
血腥的场面
 
这似乎是众多电影网站推荐《电锯惊魂》的首要理由。确实是,电影里面的人肉几乎都是用蜡打的,一捅就破,还势必伴随着吱吱的绞肉声和汩汩的流血。印象最深的是第七集的被考验者,拿一个普通的铁钩随意就插进了自己的胸肌里面,然后靠着胸肌的支撑,主角硬是在空中攀爬了数米。这样的画面从开头到结尾,从第一集到第七集,几乎无所不在。而且你不得不佩服编剧同志的想象力,七集下来死法数十种,不仅不重样,而且都符合电锯死法的规则。即不是简单的自残或互残致死,而是在残害肉身的过程中与内心或他人斗智斗勇,只要遵守游戏规则并且足够幸运,就存在幸存的可能。
 
虽名为电锯惊魂,但实则有各种各样的死法,火烧、车碾、戳眼、爆头、割肉、灌肠……而且死去的过程一览无余地展示在屏幕上。在“重口味”门槛越来越高的今天,电锯惊魂仍然在血腥电影排行榜中处于屈指可数的位置。
 
错综的剧情
 
当然,血腥的场面需要剧情的衔接,不然会显得相当突兀,失败者如《人皮客栈》。人皮客栈对于血腥场面的处理仅仅停留在为了血腥而血腥的层面,虽然重口味场面与电锯相当,但是只有单一的情节线索,显得尤为单调。电锯的高明之处还在于,即使没有大场面的渲染,其精彩程度也并不减分。每一集虽然只有90分钟左右,但是剧情紧凑且衔接完整,在前集的铺垫之下,越到后面,剧情的发展越扣人心弦并且出人意料。
 
故事线索错综复杂,一般以3-4条主线分开陈述,最后各条主线汇聚于一个地点一个时间,将全剧最精彩的剧情揭秘留在最后十分钟。在最后十分钟之内,不仅将本集的谜团全部解开,还为续集的拍摄留下伏笔。如电锯的创始人约翰其实在第3集就已经死亡,但是约翰死之前布下的局至少延续到了第7集,并且还将延续下去。在约翰死后,警察电锯霍夫曼的出现出人意料,而当霍夫曼自己破坏游戏规则,沦为杀人魔王时,新的电锯竟然是第一集中侥幸逃脱的被考验者医生戈登。于是电锯7与电锯1实现了首尾相应,并顺利地将线索抛向了电锯8。
 
深刻的寓意
 
好莱坞的牛逼之处就在于:一部像《电锯惊魂》这样的R级片也能讲述世人的道德滑坡,而且还要控诉法律不是挡箭牌。为什么在外人看来是残酷的连环杀人案,但是电锯的事业仍然会有人前仆后继地义务投身其中呢?问题就在于,电锯的实施者并不认为是自己将被考验者杀害,相反是给了他们一次救赎的机会,没有把握住机会的人,死有余辜。他们更乐于将其称为一场游戏,在游戏当中,被考验者用肉体上的疼痛来救赎自己在道德上的滑坡。因为每一个被考验者都是电锯精心挑选,他们每个人都有内心的阴暗面。但是文明社会的法律并没有能够惩罚他们,即使已经惩罚了,但是并没有让他们内心真正地向善。于是,电锯们建立起一套独立于现实司法体系之外的审判体系。
 
电锯将嫌疑犯用针头麻醉,从一个世界带到另一个世界的审判台,而在这个全新世界,审判员与嫌疑犯往往是同一个人,只是审判依据的法律是电锯为这个游戏制定的规则。遵守这个世界的法律,就有生存的可能,一旦“违法”,则必死无疑。只是能够最终通过“游戏”的人不多,电影里面呈现的只有零零散散两三人,这些幸存者回到现实世界后,对电锯的态度竟然是“感激”,感激电锯给了他们“重生”。
 
其实电锯游戏对于被考验者来讲更像是一场恶梦,在梦中可以直面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罪恶,一旦从罪恶中解脱,就能从现实罪恶中解脱。而在电锯设计者看来,如果不能从这个恶梦中解脱,也就没有必要让被考验者再回到现实当中。
 
最近有看到一篇博文,讲到为什么中国社会的道德滑坡现象会如此严重,博主分析是因为中国社会缺少民间自主自救的社会力量,因为民间才是道德伦理产生的基本土壤,不应当让政府将所有的社会业务全部包揽。解决道德滑坡的答案就在于开放民间造血功能,而政府只需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公共服务上面。
 
但是现在的国情是,政府视一切民间力量为异出,害怕对抗力量的强大危急自身的合法性,所以民间小社会处于边缘生存状态,始终得不到发育。这也是诸如壹基金、家庭教会以及众多NGO组织发展步履维艰的症结所在。
 
电影中,电锯们建立的对于道德审判的惩罚体系也算是一种民间自生的力量,只是这种力量邪恶、极端、颇具争议性。这正是电影对现实中道德滑坡现状的一种反讽,被考验者甚至不能用法律来做自己的挡箭牌。同时也是主创人员对现实社会失望情绪的一次次发射,这也是为什么在电影中警察总是无法狙击电锯的原因所在。

之前是在某个影评网站上看到了《摔跤吧,爸爸》这部片子,当时没在意,今天看了,发一下观后感。首先,这儿略带过宗教。故事里的父亲为了增强两个女儿的体质,在他们饮食中加入了肉和牛奶。一开始,妻子见她们饮用这些食物,无意感到一丝惊恐。毕竟,牛在印度宗教里是一个神圣的动物。第二,父权与女权。父亲的一生的梦想就想成为一名得到金牌的摔跤手。当然,父亲在自己父母的逼迫下,面对了残酷的现实,在成为全国冠军以后放弃了自己的梦想。在他发现自己的女儿有着当摔跤手的天赋以后,他让妻子给他一年训练自己的两个女儿。这以后,女儿就进行了非常艰辛的训练。其实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看的不是很舒服。为什么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于自己。但是后来看到,他们参加了一个14岁女生的婚礼的时候,导演试图在这儿解释,说父亲的作为总比让她们一辈子面对锅碗瓢鹏。我对于这个解释不是很满意,感觉像是从那个一个约束跳到了另个约束)。当然我相信,真实故事里的主人公,也许是真喜欢当一名摔跤手。我觉得正片里可以加入一个一年以后的场景,体现女儿有这个想法。(不知道删减片里有没有,但是女儿在第一次输了以后,要求再比,不足以代表她喜欢,只能说明她好胜心强)我觉得加入了这个场景就能减少所谓父亲把自己的梦想压制在女儿的身上。正片里父亲说过她们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而是千千万万个在印度的女人。也许在这儿也是侧面透露出,这部片子只是借用了摔跤来带出女权。最后想补充一下,我很喜欢父亲错过女儿的决赛。这相对应了一句他之前说过的:人一生不可能是完美的。如果他去现场了,那就有点cliche了,和别的happy
ending没什么区别了。

原创: 作者:长安老珍珠 好色电影

暂时就想到那么多,以上只代表我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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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的第16天,依然稳坐票房头把交椅,因取材真实故事,被称为一部“有血有肉的现实题材佳作”,其中仿制药、癌症等相关话题,也让“药神”一词热议频出。但电影之外,回到传统药品行业,历史上的中国“药神”却不单于此。

九十年代的河南农村,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伴随着口号一起出现的,是乙肝在中国的大规模爆发。

此前的二十年间,“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在河南田间做了五年调查的张可回忆,为了卖血,老人把黑发染白,孩子谎报年龄,在共用采血针头、混合多人血液等致命隐患下,乙肝、艾滋病加速传播。

直到1989年,一家叫默克的美国公司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了中国,这一情况才得到遏制。同一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墙上,齐刷刷出现了“三株口服液“的标语,宣称自己克服了肝癌的创始人吴炳新,在三年内将该产品卖出了8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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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墙上印刷的“三株口服液”标语)

这两者,都被后来的人称过“药神”。

不同的是,默克公司直至今日仍能谈笑风生,保健帝国三株实业,在登顶三年后就走向崩盘。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国似乎从来不缺”药神“,但事实是,在高价药和莆田系医院面前,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于是陆勇开始代购仿制药,于是徐峥拍了一部以此为原型的电影。

虽然林林总总的例子都在传达“药神”这个概念,但从根本上讲,在我国真正能称为药神的,是这四家。

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武汉叶开泰、广州陈李济。

身为药业大佬,这四家虽诞生时期不同,但在百年间,共同把持中国南北的药业市场,谱写了明清乃至近代中国的跌宕传奇。而按照其各自的发展特色,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朝廷御用——同仁堂

背靠红顶——胡庆余

草根逆袭——叶开泰

内外开花——陈李济

1403年(明永乐元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入京,下诏由南京迁都,北平正式更名。

宁波人氏乐良才仿佛嗅到了命运的转机,决定举家迁往北京。作为早期北漂代表,乐良才一定想不到这个决定对日后中国药业产生的影响。

初到京城,乐良才凭着自己的老本行——铃医,维持着一家人生计。所谓铃医,即手摇串铃,行医卖药的江湖医生,他们很多并未经过专业学习,但因走南闯北,实战经验丰富而深受百姓喜爱,可以说是古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1669年(清康熙八年),在经过四代人的拼搏累积下,乐家四世祖乐显扬在京创办同仁堂药室,
取“大同、仁爱”之意。同年,鳌拜被擒,康熙开始真正亲政,乐家与大清,都在这年迈向了全新的阶段。

200年后,来自徽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为母亲的病差人奔走,时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亲历过“庚申之变”的胡雪岩已是江南首富,涉足领域横跨军、政、商三类命门,并在兼管福建船政局期间,大发战争财。

没人确定是不是母亲的病由激起了胡雪岩创办药堂的念头,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此时的胡雪岩正对左宗棠筹措粮饷的事颇为上心。

(《红顶商人胡雪岩》剧照)

1876年(清光绪二年),
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胶厂,下设晒驴皮工场、制驴皮工场等。光绪四年,大井巷店建成,胡庆余堂正式开张。受同仁堂影响,胡雪岩自始就定位胡庆余堂为江南最大药号,在位置上更是选择了时为杭州的CBD核心区——河坊街大井巷,这里背靠城隍山,终日香火不断,顾客也就自然多。

同样是徽商,叶文机生活却没这么顺遂,时间倒回到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徽州人叶文机此时正在汉口行医问药,他随父由安徽逃难,到达汉口。时逢两湖地区瘟疫盛行,叶文机救死扶伤,凭借高超医术声名大振,很快即在汉口大夹街觅得一间青砖店屋,取名叶开泰。

在古代,传统药行普遍以家族形式传承,同仁堂乐氏与叶开泰叶氏两族,直至1945年解放后,仍以同姓族人为药堂东家。如果说这种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药堂发展做了保障,那诞生于1600年(明万历28年)的广州陈李济,则是当时企业模式的先锋。

1599年(明万历27年),传教士利玛窦远渡重洋抵达京城,广东人李升佐也刚刚完成了一单生意,乘船归来。靠岸码头,李升佐脚下突然一紧,低头就看见有包银两躺在地上。里面币值多少,至今已不可考,但从日后以半数银两入股来看,这包银钱也有不小数目。李升佐怀抱银两,在码头遍寻失主,半晌过后,有人匆匆赶来,这人就是江西陈体全。二人一见如故,再见倾心,陈体全当下即决定“恳以此银之半入李公之草药店为本
”。两人各取其姓,命名“陈李济”,意为同心济世。这种双人同持的股份制模式,比广东在康熙二十二年出现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提早了足足40年。

至此,这四家药号完成了自己的初始雏形,开始进入发展期。

1681年(明永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军攻入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打了八年的三藩之战结束,至此,清廷在关内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开创了全新局面,对于这一时期,后人史称“康乾盛世”。

此时的乐家药铺已由最初的同仁堂药室,发展为大栅栏一间拥有前店后坊的药号,因地处京城,又手握祖上留下的多种秘方,同仁堂很快就在京城医药市场立住了脚,并成功吸引了朝廷的注意。1723年(清雍正元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自此至清末,独办官药近二百年,这也奠定了它日后成为中国第一大药号的基础。

作为钦定机构,同仁堂拥有很多特权,最重要的两个便是预领官银与增调药价。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信用卡提现,并且分期与利息都是自己定。这对于同仁堂的资金周转极为有利,甚至多次助其渡过难关。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同仁堂曾奏请增添三分之一的药价,而且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又申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一千两。由于承办官药,使同仁堂在行业间取得了官商一体、财势两旺的垄断地位。

与同仁堂的迅速崛起相比,叶开泰作为草根药号,发展要稳健得多,自叶文机始,至第四代叶松亭,叶家终于有了公务员,这与仕途的结合在无形增加了叶开泰的声势。但真正使叶开泰声名远扬的还是第七代后人叶名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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