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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国度,无爱的俗人

十一月 4th, 2019  |  动漫动画

10.17《霸王别姬》1993,陈凯歌。
练车期间,断断续续在手机上看完了。爱奇艺缓存,手机播放。

垃圾随笔一篇。

这是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杨潇写的《另一个国度》,也是去追寻那段历史。
非常喜欢这样的取材和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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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还在学习阶段,对电影情节、内涵,导演思路还不懂,所以我一般不去看国产片,尤其是极具争议的片子,这次胆子大一点,去看了《霸王别姬》,看完之后还是产生了很多感叹。
提及陈凯歌,你想到的关键词有哪些?《无极》《道士下山》《霸王别姬》《赵氏孤儿》《末代皇帝》?
陈凯歌本身就是争议人物,你得空看一下影评网站对他导演片子的评价,评价不一。
我觉得陈凯歌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导演,每次导演的片子都不是快餐片,他会尝试融入很多不同的元素,比如我看的霸王别姬,一部京戏贯穿下来,有老传统行业表现,有对社会冷暖的展示,这么一部电影还可以插入清末、民国、抗日、解放、文革这么一段历史。
针对人物的赏析我做的不好,也不去做更多对张国荣、程蝶衣、巩俐、文.革、同志的具体讨论。
你去看霸王别姬里的每个人物,看他们的经历,看他们的人生,没有去弱化谁,没有去捧高谁。角色们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因果关系环环相扣。“我本事男儿身,不是女娇娥”每次出现都串起一段剧情。这些表现小技巧,果然是陈凯歌一贯的癖好,你再去看《道士下山》,陈凯歌对艺术的执着,他肯定要借故事来表现一些不同的东西和价值观,同样的故事你给其他人去导,肯定不会相同。
**********************额,我果然还是不太会评**********************
不去触碰张国荣和程蝶衣,不去讲巩俐,不去讲人性,导演又说不出一二三,不敢评分。

我初中的时候看这部剧,真的很喜欢,15年的时间相伴走过,最后修成正果,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有他参与,是再妙不过的事了吧。当时我还小,没谈过恋爱,对这部剧所有的好感,都来自第一人称代入的臆想,我便是程又青,兜兜转转,最后还是你,李大仁。

另一个国度

现在我终于也是当事人了,我不是程又青了,我是miggie,我是丁立威,我是程又青和李大仁的友情里,最好朋友的恋人,我是友情故事里的配角,我成为我当初厌恶的女二、男二,我是阻挡在崇高友谊路上的荆棘。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德国

辗转难眠的夜里,我想了很多。想他们之间的故事,想他们曾经有过的悸动,想他也曾经像对我这样兴奋难挡地对她,那些美妙的一点一点的试探,懵懂氤氲的暧昧,珍惜和爱护,腐蚀我的心智,我痛苦不堪,可我无法制止我的想象,在自虐上,我想我是登峰造极。

日期:2012-11-16

我以为只有我这样,自私,贪婪,饕餮的是我的灵魂和爱情。

我便到社交网站上找共同感,发现如我一般的女孩比比皆是。于这些乖巧懂事的女孩子而言,男友的女性好友,是梗在心里的一根刺,明明醋妒得难堪,却要在夜里独自流泪默默承受,生怕惹了心爱的人不快,成为“不理解崇高友情的俗人”,这根刺啊,锥心又刺骨,稍稍挣扎,便在爱情中撕裂一个口子。为了掩盖藏在心里的爱情的创口,尝试做Maggie,做那个脸蛋漂亮身材纤细温柔体贴的Maggie,可以理解崇高友情接受爱人的红颜知己的Maggie,那个可爱的小书签Maggie,她不知道,又青于大仁而言,却是一本可以反复咀嚼的书,而她,只是一枚可爱的书签。

  墙倒后,我们很快就忘掉了东德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的,随之而去的还有那无数个庸常的日夜。我们压制自己的真实经验,用一系列奇怪的、宏大的,但其实和我们的生活不那么相关的大事件取而代之。

我以前不喜欢Maggie,她任性又做作,是横在真爱之间的第三者,当我用上帝视角来看,我像心疼自己一样心疼Maggie,她那么努力,为了爱情,她放下了好胜与自尊,我的天呐,我要是离开这两者,我还能活吗。

  ——Jena Hensel(东德人,明镜周刊前记者),《墙倒以后》

我去看答题网站上类似的问题,回答十分一致,女人的独断不允许有任何芥蒂的存在,什么红颜知己,不过是求而不得,不过是欲罢不能,哪有什么纯洁的友谊,都是见色起意,都是在为自己未来的无能和孤独,找一个垫背,互为备胎。

  和安佳的交谈刚开始时,我想到的正是这段话。她看上去比53岁要年轻得多,笑起来有少女神态,她带着我去看全世界最大的马克思像,然后在细雨里
给我留影,她主动谈起中国,“蛮奇怪的共产主义国家,斯大林以后就和南斯拉夫一起被踢出去了”,谈起把中国“踢出去”的苏联,“不喜欢。就像你有一个大
哥,你被一遍遍告知他是独一无二的英雄,听了无数遍后你会怎么看他?”又谈起马列,“以前想学马克思的哲学,但不喜欢列宁。为什么?因为他的simply
stupid words……”

凭什么啊,凭什么我们的爱情要让第三人知晓,凭什么啊,凭什么我们的矛盾需要别人来答疑解惑,凭什么,凭她比我先到。

  我是在开姆尼茨见到安佳的,坐火车从柏林往东,在莱比锡换乘一次,两个小时就能到达。两德统一前,这里叫卡尔·马克思城,安佳1959年出生在
这里,16岁去了莱比锡,20岁到了柏林——当然是东柏林。整个冷战期间德国被一分为二,地处东德境内的柏林也被柏林墙切割成东西两个世界。我和安佳有一
个共同朋友:《明星周刊》前驻华记者佳杰思(Adrian
Geiges),在一个饭局上,听说我对共产主义历史感兴趣后,他介绍我认识了安佳。

我该庆幸,他愿意告诉我很多,但我也知道,在许多深夜,他们也畅谈许久,且是在我来之后。她如何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他心中如何,我不敢问他孰轻孰重,我怕得到的答案令我心碎,我们的价值,在这一刹那,唯有他这杆标尺可以衡量。原本我是信心满满的,算是恃宠而骄,算是被偏爱者的有恃无恐,但那一两回的忽视,让我惴惴不安。泄欲后搁置着我和她聊性冷淡,用给我拍照时那样戏谑的方法去拍别人,我一点都不想要一样的,你对别人说过的话不要对我说了,你和别人做过的事不要和我做了。我太苛刻了,所以我活得也太痛苦了。

  对于一个中国记者的到访,安佳的不安似乎多过了好奇,我偶尔在纸上记一些笔记都让她紧张地大笑:“你真的在做笔记吗?我的故事真的有意义吗?”

我是温柔的,我心里躺着一只刺猬,我把柔软的肚皮给他,我把带刺的背面向自己,因我温柔内敛,所以这些痛苦的揣测我只让自己知道,我还是选择做一个乖巧懂事的女友,我忍着,我忍就行了吧,我舍不得你,我舍不得你痛苦,所以我忍着。

  

程又青和李大仁太自私了,两个自私懦弱的人,一直相互祸害吧,一直做最好的朋友,最亲的知己,最懂彼此的人,不要到处害人了,除了彼此,不要再喜欢别人了。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木叶丸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非工农子弟,有一个比自己大4岁的姐姐,16岁离开学校到莱比锡的切·格瓦拉俱乐部学习跳舞(“其实格瓦拉在东德不受欢迎,因为他受西方年轻人
的欢迎!”),业余时间为德国自由青年团(FDJ,东德的共青团组织)工作,表现够好,两年后顺利入党,“我就是这么长大的!”安佳说。

  她一颗红心忠于党,对马克思主义而非西德的电视节目更感兴趣——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山谷的遮挡,开姆尼茨和德累斯顿都不容易接收到西德的电视信号,而能够收到西方节目的莱比锡在1989年成了首义之地。

  至于墙呢?来德国之前,我读了英国人弗雷德里克·泰勒的《柏林墙》,这本书给人很大一种感觉:东德历史就是一部追求自由的翻墙史。到柏林后,展
示东德人民各种“翻墙”绝技的查理检查站博物馆又加深了这种印象。不过对于墙里面的安佳来说,墙从来不是一个问题。14岁时学校组织游柏林,她就被老师告
知:柏林墙很重要,它可以保护我们免遭帝国主义的毒害。她从不知有人因为越墙而被射杀,也没有亲戚朋友在西边,不必在弗雷德里希大街(东西柏林分界站)的
站台上泪水涟涟地告别,自然也没人在圣诞节时给她邮寄西方的糖果巧克力。

澳门皇冠金沙网站,  她如此无害地长到20岁,再次来到东柏林已是威廉·匹克青年大学第31届民主德国学习班的学员,他们穿着自由青年团的统一蓝衫,和150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学员坐在礼堂里聆听“世界形势报告”。佳杰思也是其中一员,他在《我的愤青岁月》一书里描绘了当时的场景:埃塞俄比亚的女同学跳起舞
蹈,表现的是非洲革命解放斗争的题材;越南的女生则一边唱着胡志明颂歌,一边翩翩起舞。大厅里还坐着来自巴解组织和南非“非国大”的同学、受智利军政府迫
害的革命者和阿富汗的大胡子男子,当然,少不了像佳杰思这样来自西德、丹麦和挪威,穿着破洞牛仔裤的西方左翼青年。

  白天的课程是马列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晚上则是丹麦同学的音乐PARTY——校方对这些西方学生管理相对宽松。安佳当时不太能说英
语,每次见人都是这几句:Hi!Bye!See you next
time!后来她认识了丹麦男生皮特,对方会说一些德语,两人颇谈得来,很快就放弃Sie(德语“您”,敬称)开始用Du(德语“你”,较随意,用于关系
亲密的人)来互相称呼。皮特邀请安佳参加PARTY,“开放、自由……”三十多年后安佳回忆起这些仍然面露骄傲。皮特为她弹奏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但没有
弹好,于是他站起来像个绅士一样地道歉,“这一刻我爱上了他。”

  也是从这一刻起,她意识到“墙”的存在:一年后皮特就要返回丹麦,她,一个“完完全全的共产党员”,可能和他在一起吗?

  

  他们热恋9个月,直到毕业分别。皮特回了哥本哈根,安佳回了开姆尼茨,循规蹈矩地结婚,工作。她偷偷地给皮特写信,把他的回信都藏在办公室的一
张地图下,那时皮特是世界银行一位收入可观、前途大好的年轻职员。不过安佳并不知道,在学习班一位老师的劝说下,他已经成了一名共产党间谍,回到丹麦是为
了继续给斯塔西的海外分支工作。

  斯塔西(Stasi)全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是东德的秘密警察机构,在“我们无处不在”的口号下,斯塔西给600万东德公民(占
总人口1/3)建立了秘密档案。“柏林是当时冷战的中心,在两德有全世界最集中的军队和武器对峙。一旦冷战升级,甚至核战爆发,德国就会首当其冲。在这种
情况下,东西方对彼此越了解,爆发战争的危险就越小。而间谍是双方了解彼此的最佳手段。”给我的电邮回复中,皮特这样解释自己的动机:“我希望能借此保护
东德和安佳。”

  “也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如果你年轻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你就没有良心。”皮特又说。

  在安佳的描述里,皮特是个有艺术家气质的反叛者,这让我想起比他们年长正好10岁的“1968一代”。牛津大学教授、中东欧史学家
Timothy Garton Ash在《档案》(The
File)一书里描述了自己对这群西方左翼青年的复杂感受:他们追捧东德这样的共产主义国家“好”的一面,比如全民保险、全民就业,却对同样真实的“恐
怖”一面视而不见;与此同时,他们反抗的其实是冷战背景下他们父辈粗暴的反共主义,与其说他们“亲共”,不如说他们“反‘反共’”,他们期望的是他们理想
中的社会主义,他们不认为东德乃至苏联东欧的实践代表了社会主义的惟一可能……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乐意为斯塔西工作。Ash采访的好几
位前斯塔西官员都告诉他,“1968一代”为他们的招聘提供了人才沃土。

  1982年,安佳藏在地图下的信件被同事发现,这个同事是斯塔西的线人——一个难以证实的数据说,东德约有1/10的人为斯塔西提供情报。因为
和西方人私通信件,她丢了工作,被开除党籍,“一夜间失去所有东西,包括我的信仰。”也差不多是那个时候,皮特要来柏林,安佳和他在柏林相见,萌动着出逃
(以及私奔)的打算。然而皮特却是来告别的,“他说他要去美国,再也不能和我见面,祝我幸福……”

  她最后的救赎之桥垮了,好一阵子,整个人都是“空的”,后来她决定要一个孩子,“女儿救了我。”也许她还该为另一件事庆幸:斯塔西对她的调查并没有进行下去,后来她觉得,那是因为皮特特殊的身份——皮特自己大概不会想到,自己也算以这样的方式保护过安佳。

  

  1980年代对安佳来说是平淡无奇的,她在开姆尼茨的一个小工厂上班,像东德大部分妇女一样,下了班就直奔厨房。她们煮“昂纳克咖啡”——由于
咖啡豆在国际市场价格昂贵,政府推出含有51%咖啡豆、34%黑麦和5%糖粒的混合饮料,买“东方牌”牛仔裤——模仿西方流行的Levi’s牛仔裤造出来
的合成纤维产品。多数时间她们的钱多得花不完,因为商品总是短缺。当时流传着一个笑话,瓷器厂厂长问领导人昂纳克:我们有5%的出口产品被退货了。昂纳克
答:这够全国人民用吗?

  假期时,他们会领着国家发放的旅游券,举家去北部海边度假,住一种叫DACHA的度假屋。有一次,在波罗的海海边,女儿指着远处的白色轮船问
她:“那些大船要去哪里呢?”“去北方,去瑞典、丹麦。”“丹麦好吗?”“丹麦很好,是安徒生的故乡。”“我们可以去吗?”“不可以。”“为什么
呢?”“……”

  然而1980年代也是变革的年代,东欧国家(与政府相对的)“第二经济”崛起,“第二文化”与“第二社会”也开始活跃起来,而随着改革承诺的落
空,人们对改革渐渐失去了信心。东德的一名持不同政见者回忆说:“在50年代,当人们谈论政治时,总会有一位共产党同志站出来维护党的立场。可是到了70
年代和80年代,在对政治问题进行争论时,共产党员们不是离开会场就是建议换一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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