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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药神往事,2的评分虚高得离谱

十月 13th, 2019  |  动漫动画

原创: 作者:长安老珍珠 好色电影

《摔跤吧!爸爸》上映至今,几乎在每一个评分网站上都是清一色的高分好评。以豆瓣为例,现在标记看过的人已经有22万之多,而评分也高达9.2分。
其实,原则上给电影打分是件靠不太住的事情,毕竟对电影的评价多数时候都会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而每个人的审美标准和喜恶程度又都是各自不同的,纵使打分人数到达了一定程度,得出了一个平均分,那其实也只是一个主观的平均分。所以,评分这件事上,太过较真,意义不大。
扯这么一堆,主要的意思就是,《摔跤吧!爸爸》9.2的评分虚高得离谱的结论,其实也只是我的个人主观意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自阐述,各自保留,都可。
既然是评分,有所比较是最直观的。豆瓣9.2分的电影有哪些呢?
《千与千寻》、《泰坦尼克号》、《盗梦空间》、《海上钢琴师》、《教父》……
尽管评分总人数上有距离,但《摔跤吧!爸爸》的评分人数实在也是不少了,一样的评分,是不是可以说《摔跤吧!爸爸》已经接近甚至比肩以上这些电影了呢?不是我过分看低《摔跤吧!爸爸》,它离上述影片都还有着不小的距离,各方面来讲都是。
拿《教父》做标杆,在我看来,如果《教父》9.2分的评分是合理的话,《摔跤吧!爸爸》充其量只能是6分的层次。
也许,给电影打分,就是这么件事。
回到电影本身上来,关于本片的优点,网络上的评论已经很多了,多数我也都赞同。演技、流畅性、煽情、激燃,这些当然都是不可否认的优点。但是,这些优点真的出色到让这部电影比肩《教父》的地步了吗?我的答案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进行比较,都是差距殊甚,尽管这种比较本身就不太合理。
优点不可否认,缺点也不可否认。《摔跤吧!爸爸》的剧情模式显然是一个司空见惯的套路,而前后几处的煽情点也都有些失控,流于强硬煽情,偏偏又还没到位。至于最为大家所赞赏的热血激燃,我想说,试问哪一部体育励志片是连热血激燃都做不到的?
主题上,父权抑或是女权的争议,其实也并不是重点。影片并没有在这一地方下重笔墨,只是几处带过性质的提及,这就造成了女权主题的模糊性,整体被打回了体育励志片的定位。而在体育励志片的范畴内,不说比本片好,至少能与之媲美的电影也实在是不少。
因此,主观上,《摔跤吧!爸爸》9.2分的评分真的是虚高得厉害。

我不是药神
今天也是因为一个巧合看了我不是药神,本来其实都不太想去电影院看了,毕竟各大视频网站已经都上了。所以说人生可能就是缺那一个巧合,就像电影里面的勇哥,就是因为那样一个巧合开始走上了可以说是卖假药的这一条路。
如果说影片前半部分讲述的是一个不太有良心的商人发家致富的路,我一点意见都没有,勇哥是一个连房租都交不起的壮阳药商人,突然有一个赚钱的机会,加上家里和老婆离婚,他要把孩子留在自己身边,父亲有血管瘤急需动手术,店门被房东强制锁了。看,都是一些个人的不得了的原因,结果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人告诉他有一个方法可以赚钱,而且虽然犯法但是却没有良心上的负担,而且勇哥本身就是有可以说是基本成熟的走私路线。包括药买回来以后也是以十倍的价格出售,看多赚钱的路子。但是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纸包不住火,总有一天该暴露的总是会暴露,被假药贩子发现,并且许以高价,购买获取代理权,我们的主角也不是神,都害怕暴露都害怕坐牢,而且钱呀是好东西,自己继续做下去指不定那一天一切都要暴露,还不如赚点块钱。就像电影开头里面的那首歌,大幕拉开谁在笑,躲在一旁看热闹,五斗米让他折腰,生活充满了无助和悲伤。
实话说,王传君的表演真的让我很惊艳,在影片中也是因为他一直影响着勇哥,从最开始拿出鉴定报告让程勇去卖假药,到帮他找伙伴,当程勇撂挑子不干的时候,他也是最后一个走的,影片中他看着自己年幼的儿子说自己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说自己一定要活到儿孙满堂,可是最后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妻儿然后自杀的也是他,隔着屏幕都可以感觉到他的绝望,自己的病要一直花钱,家里只有年幼的儿子和妻子,钱不能无止境的花在自己的身上,自己的孩子以后需要钱的地方很多。于是他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让我们转回来看看我们的主角现在在做什么,用卖掉专利的钱开了服装厂,变成了一个雀雀切切的老板,抽着雪茄,谈着生意,仿佛一年前的事情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的故事。
其实这部电影同时也是程勇这个小人物的觉醒,当他看到他昔日的朋友所受到的折磨,同时知道了假博士因为哄抬药价被抓。他决定重走当年的老路,他再一次去了印度,找到了这个药的销路,可是当他在一次开始的时候,正品药的厂商开始大力追查这件事,印度政府方面受到巨大的压力,但是这一次他的药再也没有卖五千块钱一瓶,而是以五百一瓶的底价出售,甚至说在这个过程中他已经亏本了。毕竟走私运输也是要花费的,厂家关门的消息传来时他甚至大批量采购两千一瓶的药,毕竟这有可能是最后一批的印度药了。依然亏本售卖,我看到黄毛为了保他自己车祸死亡,我看到他为了大家伙继续有药吃亏本售卖。我看到大家都在非常努力的想要活下去,可是违背法律的走私不可能有长远的将来,同时,出卖盗版药材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的主角最终锒铛入狱。
但是生活总是会改善,我们要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白血病人们摘掉口罩目送程勇远去,大家对他报上最真诚的的敬意。
其实我们的主角从来都不能说是一个高尚的人,他甚至很庸俗,不是药神。但是他同样很伟大,因为有那么多的人因为他而获救,甚至说国家的政策因为他而改变。
看完我,好想说,我以后一定好好地吃饭,好好地生活,趁着我的生命还鲜活,毕竟以我家的经济条件我可能五千块钱的药也吃不起,我也许只有尽早不要拖累我的家人这一条路可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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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不是药神》上映的第16天,依然稳坐票房头把交椅,因取材真实故事,被称为一部“有血有肉的现实题材佳作”,其中仿制药、癌症等相关话题,也让“药神”一词热议频出。但电影之外,回到传统药品行业,历史上的中国“药神”却不单于此。

九十年代的河南农村,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伴随着口号一起出现的,是乙肝在中国的大规模爆发。

此前的二十年间,“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在河南田间做了五年调查的张可回忆,为了卖血,老人把黑发染白,孩子谎报年龄,在共用采血针头、混合多人血液等致命隐患下,乙肝、艾滋病加速传播。

直到1989年,一家叫默克的美国公司将乙肝疫苗技术转让给了中国,这一情况才得到遏制。同一时期,在中国广袤的农村土墙上,齐刷刷出现了“三株口服液“的标语,宣称自己克服了肝癌的创始人吴炳新,在三年内将该产品卖出了80亿。

图片 2

(土墙上印刷的“三株口服液”标语)

这两者,都被后来的人称过“药神”。

不同的是,默克公司直至今日仍能谈笑风生,保健帝国三株实业,在登顶三年后就走向崩盘。作为全球第二大医药市场,中国似乎从来不缺”药神“,但事实是,在高价药和莆田系医院面前,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你。

于是陆勇开始代购仿制药,于是徐峥拍了一部以此为原型的电影。

虽然林林总总的例子都在传达“药神”这个概念,但从根本上讲,在我国真正能称为药神的,是这四家。

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武汉叶开泰、广州陈李济。

身为药业大佬,这四家虽诞生时期不同,但在百年间,共同把持中国南北的药业市场,谱写了明清乃至近代中国的跌宕传奇。而按照其各自的发展特色,大致可分为四个类型:

朝廷御用——同仁堂

背靠红顶——胡庆余

草根逆袭——叶开泰

内外开花——陈李济

1403年(明永乐元年),正月,明成祖朱棣入京,下诏由南京迁都,北平正式更名。

宁波人氏乐良才仿佛嗅到了命运的转机,决定举家迁往北京。作为早期北漂代表,乐良才一定想不到这个决定对日后中国药业产生的影响。

初到京城,乐良才凭着自己的老本行——铃医,维持着一家人生计。所谓铃医,即手摇串铃,行医卖药的江湖医生,他们很多并未经过专业学习,但因走南闯北,实战经验丰富而深受百姓喜爱,可以说是古代基层医务工作者的真实写照。

1669年(清康熙八年),在经过四代人的拼搏累积下,乐家四世祖乐显扬在京创办同仁堂药室,
取“大同、仁爱”之意。同年,鳌拜被擒,康熙开始真正亲政,乐家与大清,都在这年迈向了全新的阶段。

200年后,来自徽州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正为母亲的病差人奔走,时值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亲历过“庚申之变”的胡雪岩已是江南首富,涉足领域横跨军、政、商三类命门,并在兼管福建船政局期间,大发战争财。

没人确定是不是母亲的病由激起了胡雪岩创办药堂的念头,但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此时的胡雪岩正对左宗棠筹措粮饷的事颇为上心。

(《红顶商人胡雪岩》剧照)

1876年(清光绪二年),
胡雪岩在杭州涌金门外购地10余亩建胶厂,下设晒驴皮工场、制驴皮工场等。光绪四年,大井巷店建成,胡庆余堂正式开张。受同仁堂影响,胡雪岩自始就定位胡庆余堂为江南最大药号,在位置上更是选择了时为杭州的CBD核心区——河坊街大井巷,这里背靠城隍山,终日香火不断,顾客也就自然多。

同样是徽商,叶文机生活却没这么顺遂,时间倒回到1673年(清康熙十二年),徽州人叶文机此时正在汉口行医问药,他随父由安徽逃难,到达汉口。时逢两湖地区瘟疫盛行,叶文机救死扶伤,凭借高超医术声名大振,很快即在汉口大夹街觅得一间青砖店屋,取名叶开泰。

在古代,传统药行普遍以家族形式传承,同仁堂乐氏与叶开泰叶氏两族,直至1945年解放后,仍以同姓族人为药堂东家。如果说这种家族企业传承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为药堂发展做了保障,那诞生于1600年(明万历28年)的广州陈李济,则是当时企业模式的先锋。

1599年(明万历27年),传教士利玛窦远渡重洋抵达京城,广东人李升佐也刚刚完成了一单生意,乘船归来。靠岸码头,李升佐脚下突然一紧,低头就看见有包银两躺在地上。里面币值多少,至今已不可考,但从日后以半数银两入股来看,这包银钱也有不小数目。李升佐怀抱银两,在码头遍寻失主,半晌过后,有人匆匆赶来,这人就是江西陈体全。二人一见如故,再见倾心,陈体全当下即决定“恳以此银之半入李公之草药店为本
”。两人各取其姓,命名“陈李济”,意为同心济世。这种双人同持的股份制模式,比广东在康熙二十二年出现的手工业资本主义萌芽提早了足足40年。

至此,这四家药号完成了自己的初始雏形,开始进入发展期。

1681年(明永历三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清军攻入云南昆明,吴世璠自杀,打了八年的三藩之战结束,至此,清廷在关内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开创了全新局面,对于这一时期,后人史称“康乾盛世”。

此时的乐家药铺已由最初的同仁堂药室,发展为大栅栏一间拥有前店后坊的药号,因地处京城,又手握祖上留下的多种秘方,同仁堂很快就在京城医药市场立住了脚,并成功吸引了朝廷的注意。1723年(清雍正元年),同仁堂开始供奉御药房,自此至清末,独办官药近二百年,这也奠定了它日后成为中国第一大药号的基础。

作为钦定机构,同仁堂拥有很多特权,最重要的两个便是预领官银与增调药价。简单来说就是可以信用卡提现,并且分期与利息都是自己定。这对于同仁堂的资金周转极为有利,甚至多次助其渡过难关。据文献记载,乾隆年间同仁堂曾奏请增添三分之一的药价,而且每年预领官银三千两;1836年(清道光十六年)又申请调剂药价,预领官银一千两。由于承办官药,使同仁堂在行业间取得了官商一体、财势两旺的垄断地位。

与同仁堂的迅速崛起相比,叶开泰作为草根药号,发展要稳健得多,自叶文机始,至第四代叶松亭,叶家终于有了公务员,这与仕途的结合在无形增加了叶开泰的声势。但真正使叶开泰声名远扬的还是第七代后人叶名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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